保洁公司自2014年起与一家文化公司签订多份保洁服务合同,约定上海一家保洁公司为一家文化公司提供保洁服务,保洁服务人员为62人。2016年,双方再次签订了为期一年的服务合同,约定内容与原合同基本一致。上海一家保洁公司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有33-40名保洁服务人员多年。2017年6月,一家文化公司致函上海一家保洁公司,要求补足员工人数。上海的一家保洁公司答复说,它无法履行,因为它无法承担全体员工的费用。2017年7月,一家文化公司致函上海一家保洁公司,要求终止合同。2017年10月,上海一家保洁公司以一家文化公司未支付服务费并因违约解除合同为由,向我院提起诉讼,要求一家文化公司支付服务费并支付非法解除合同的违约金。一家文化公司提出反诉,理由是上海一家保洁公司实际提供的保洁人员只有31人,构成违约,并要求终止双方的合同。上海一家保洁公司支付了违约金并退还了多付的服务费。

本案涉及的服务合同中,对保洁员的派遣数量和违约责任有明确约定。上海一家保洁公司称,双方根据多年长期实际履行形成的默示意思变更了合同原条款。从涉案合同的履行过程来看,上海一家保洁公司从未向一家文化公司提出过变更合同的意向。一家文化公司还要求上海一家保洁公司在2016年服务合同履行过程中补充保洁人员,作为合同终止的依据。从当事人双方的民事行为中不能推断出他们有变更合同明示的意思。文化公司此前未就保洁人员数量向上海保洁公司提出书面异议,不能推定与上海保洁公司就合同人员数量的变更达成协议。因此,我院判决,双方合同终止,一家文化公司向上海一家保洁公司支付服务费(扣除多付部分),一家上海保洁公司向一家文化公司支付违约金,并驳回双方的其他索赔和反诉。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的违约行为没有书面异议,且实际履行了多年,但不能推定双方当事人都有变更合同的意思。如果这种情况确立了默示变更合同的意思表示,就会导致对当事人履行和违约行为的衡量和判断标准的模糊甚至缺失。根据案件相关服务合同的约定和服务场所的内容要求和标准,指定的保洁人员数量是影响服务水平和质量的重要因素。虽然裁员可以通过加班来调整,但毕竟人的精力有限。据上海一家保洁公司的考勤表显示,其保洁人员一个月内每天连续工作12小时以上,在一定程度上,如此巨大的工作量必然会对其服务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上海一家保洁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依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文化公司作为服务对象,还应加强合同签订和履行管理,减少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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